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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优秀员、新闻学家、出版家王春在武安

腾讯三分彩 时间:2019年10月25日 07:37
王春主持编印的1948年晋冀鲁豫中央局版《选集》,初印本为报纸印本,16开大小,页码412,首尾完整。清样稿全部稿本正文分装九册,目录一册。每页样稿都有王春或君瑜(王春笔名)签名。北京德宝2010年春季拍卖会起拍价:300万。   一次偶然的机会,与武安东山钢铁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王更庆先生聊起晋冀鲁豫边区在武安的历史,在场的众人中,还有一位来自北京的特殊客人——八路军文联戏剧部部长、太行区党委文委委员、诗人阮章竞的女儿阮援朝。王更庆先生是地道的武安人,近年来在武安红色文化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财力,搜集整理了一大批红色文化的珍贵资料。聊天中,他对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在武安尚有未知之处,于是,阮大姐热情推荐了一位在京人士——工人日报社首任社长、新闻学家、出版家、文艺评论家王春的儿子王小兴。2018年年底的一个周末,由王更庆先生委托和牵线搭桥,记者和东山公园红色研究室孟和的、贾赞梅一行三人,前去采访了王小兴先生。   王小兴1935年出生阳城,1944年—1947年随父母在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生活。1947年—1950年在晋冀鲁豫边区邯郸行知学校、华北育才小学上学。后随父母进京,参加工作后,分别在北京市公安局、中央林业部、中纪委监察部等部门工作,现已退休。这位80多岁的老人,谈起自己少年时代在武安的生活,话语滔滔不绝。在三四个小时的采访中,让我们对他的父亲王春也有了深刻的认识。   王小兴对记者回忆道:“父亲一生,颇具传奇,最突出的一点,是他从一个放牛娃成为了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   1907年王春出生在山西阳城县一个贫困家庭。少年王春,天资聪颖,有次正月进城,穿街而过,竟可背下县衙和各商号的春联,由此在当地获得了“神童”美誉。他酷爱读书,常常牧牛迷卷,全然不知牛的去向。就读阳城第五高小时,学校在文庙组织竞艺会,每次考取第一,经常得到县长的嘉奖。后来任职阳城县四区联校校长时,把自己的生活归纳为“游山、玩景、骑驴、吃面”。王小兴说,父亲就是这样天生的乐观派,不拘小节而又有智慧头脑。   1923年,王春考入长治县省立师范。同时,他在校结识了日后成为农民作家的赵树理先生,并成了一生挚友。王小兴说:“父亲比赵树理高两级,但是年龄小他一岁。两人同时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但是赵树理常说,王春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我所以能接触一点‘四书五经’之外的东西,都是由他替我从图书馆选来的书,并扼要把大意介绍给我,让我读的。”王春博览群书,尤其喜欢读《饮冰室文集》、《陈独秀文集》,因博学多才,写得一手好文章,同学们称他“王夫之”。   从学校到社会,王春闹学潮、任教员、当校长、编县志、赚稿费,1937年入党后,参加牺盟会,开始党的秘密活动。次年任阳城县抗日政府第二区长。同年受党派遣,任阳城县牺公联委会主张公道团长。1939年调任长治行书第五专属,任《黄河日报》编委兼编辑科长。次年,任《华北日报》编委兼编辑科长。1942年,调中共中央北方局调查研究室编辑。1943年任华北新华书店总编辑兼《华北文化》主编。次年,以著作伪装本的形式,发往敌占区,宣传党的主张和思想。1946年任职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常务理事。此时王春工作地点是在武安。   王小兴说,那时候我已经十来岁。记得我们一家人住在武安菜园街。父亲出去工作,母亲和我在家呆的时间比较多。   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冀鲁豫边区成为解放战争转入反攻阶段的后方基地。边区党政军机关于1945年11月先后由涉县、左权县移驻武安伯延镇及附近村庄,次年3月移驻邯郸;1946年11月,发动全面内战,扬言要占领邯郸,为了执行毛主席、党中央“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的战略方针,边区机关主动退出邯郸,进驻武安冶陶镇及附近村庄,直到1948年5月两区合并,华北统一。也就是说,1945年11月至1948年5月,边区首脑机关先后两次进驻武安,在这里指挥了波澜壮阔的军事斗争,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土地改革和中央财经会议。   王小兴先生激动地说,父亲已经从一名放牛娃,变成了一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在革命的战火中得到了灵魂的洗礼。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自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后,截至9月底,晋冀鲁豫解放军共歼灭军队5万余人。10月初,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在战役间隙从前线回到中央局所在地武安冶陶镇召开中央局工作紧急会议,王春参加了会议。   王小兴回忆道:“父亲是作为华北新华出版总店总编辑和新大众报社社长参会的。会上在部署支前工作时,特别指出前方将士急需大量书籍报纸,改善部队的政治文化生活,并要求书店报社组织图书报纸慰问前方将士。父亲连夜赶回驻地,与赵树理、苗培时等商量,清晨,即在新华书店和报社进行紧急动员。当时的新华书店是集编辑、出版、印刷、发行于一体的出版部门,总店要求驻武安、涉县、邯郸、邢台、安阳、新乡、长治、晋城等各地分店迅速行动起来,捐书报、画报、故事。”   在王更庆先生收藏的红色文化资料里,记者见到了1946年10月15日《新大众》第28期上刊登的启事——“前线战士需要精神食粮,要看书、看画、看报了解解放区家乡的情况。我们要满足爱国自卫战士的要求,发动捐书报劳军活动,盼望新大众报每位读者、作者同志捐款,捐款名单从下期起本报刊登名单,并按捐款次序公布。”   《新大众》杂志是解放战争时期,华北新华书店与韬奋书店联合创刊的,在武安出版多期。首脑机关迁往平山县后,改为《新大众报》,1949年中央迁往北平,又改为《大众日报》,不久再改为《工人日报》。从《新大众》到《工人日报》,是全国即将解放,中国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有力佐证。   据王小兴回忆,启事登出后,新华书店和新大众报社干部职工率先垂范,王春(化名王君瑜)、赵树理(化名赵启明)等每人捐款500元,在第29期《新大众》第一批捐款名单中公布,迅速在太行太岳山区及晋冀鲁豫边区掀起了书报支前的热潮。从机关干部到中小学生,从边区政府领导到工青妇工作者,从专员到马夫,人人捐款捐物,仅三个月就捐到冀南票350万元。   报社组织书报支前工作小组,由编辑苗培时等人组成,将书报送到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受到了司   令员和政委、张际春副政委的亲切接见。晋冀鲁豫军区宣传队特来信致谢:“新大众报社:对你们热心慰劳我军致以感谢,为了更好地鼓舞士气,我们希望在出刊封面上写明‘献给保卫边区的指战员们!献给光荣的将军的勇士们!献给爱国自卫战争的英雄们!’集中一部分书报赠给参加某一战役的部队,如龙士固集、大杨湖等战役的将士们。我们并希望各种刊物能在内容上增加一些反映战争的文章,歌颂人民英雄。我们对出版贵报全体同志及广大读者致以崇高的敬礼!晋冀鲁豫军区宣传部1946年10月25日”。   按照前线部队要求,新大众报社专门开辟了拥军专栏,采编前线战士奋勇杀敌的英雄故事,以及解放区拥军的先进事迹。调配力量及时将报纸、图书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为前线战士送去了精神食粮,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将士奋勇杀敌的士气。在此期间,作为《新大众报》副刊主编的赵树理,当时《小二黑结婚》已在太行区印数达到40万册,长篇小说《李有才板话》正在延安《解放日报》连载。1947年1月31日《新大众》刊登启示说:现已送前线册,现有存款还能印书报20000册,现停止捐款,向社会各界致谢。 1947年——1948年,新大众报发行量达到4.6万份,深受军民喜爱。欣然为《新大众》题词:“宣传思想是新大众报的责任”。   1947年11月,王春又接到了晋冀鲁豫中央局的任务——编辑出版《选集》。王小兴说,父亲非常激动,他立即组织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社编辑部、经理部、发行部、印刷厂、后勤队,在武安冶陶镇赵庄村开始了工作。   当时的赵庄村,是晋冀鲁豫中央局永兴印刷公司的车间所在地。工作地点设在窑洞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设备也非常简单,用的是手摇活动式排版、平版、整版,然后打纸型,等纸型晾干后整制,放在手摇的印刷机平台上,再印刷书籍。除了几位经验丰富的老工人,其他印刷工都是十六七岁的年轻人。王春面对繁琐的印刷任务,常常和编辑们在煤油灯下,干到通宵达旦。而且,还要应对特务的骚扰与破坏。在最后一次的编校结束后转移的第三天,一排四个窑洞全部被特务放火烧了。   就在此稿准备见报的第一时间,王春的孙子王宁从北京电话记者,告诉我:“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的《毛泽   东选集》清样稿从潘家园旧货市场流出,2010年在北京德宝拍卖会上拍卖,拍卖之前我听到消息,便前去看看,亲眼见到了那份清样稿,且每篇都有王春或君瑜(王春笔名)的签名,签名有48页左右,没有其他人的签名,十分珍贵。那次拍卖价格是300万元,不知是哪位买家买走了。”   《人民日报》创始人张磐石,在解放后一次被采访中,提及当时的背景,他说,那时前方在打仗,比较安定的是后方,具体编辑任务是委托给华北新华书店编辑部的。那里的负责人是王春,他和赵树理的关系很好,现在他已经去世了,他和编辑部的同志一起做了收集材料、选目、编辑、校勘等等许多工作,办公地点就在新华书店编辑部王春的办公室。材料收集上来了,大家一起研究选哪些著作。   《选集》从1月17日开始校对到2月23日完成,正文1035个号码(16开本)目录封面未记。共经38天,除放假及听报告、开会占去7天外,实际工作31天。排字上的产量,开始新铅条不规矩,而且很少,每天只出四五版。几天后,增加了许多新条,并添为10个人上排架,产量提高,每天能出10来版,根据排字产量需5个人校对才行,但工作开始时只有三个人,以后由于排字产量大增,校对人力大感恐慌,最后添了两位股长同志帮忙,凑够原来决定的5个人,才算解决了人力问题。   选集的样稿经三次校对,最后清样稿送王春看后签字。这里所统计的即是经王春同志签字时划出来的,错字共165个,除原稿上错的和王春同志临时改动的87个外,我们错78个,全书共1035个号码,除35个空白外,实数为1000个号码……   一、事前在全科传达了这一任务,固定哪些人校对后,又做了动员,因此大家都对此工作抱着极严肃认真的态度,这是完成任务的关键。二、分工严谨,我们是这样分工的:初校是校对过程中极重要的一个步骤,它必须掌握号码,注意格式的统一,且须看出较大的错漏,补缺字,改显著的错字,这分配给了靳文焕、李奕信两位同志。二校是为补救初校及改样者的不足,虽较初校轻松,但也需精心校阅,这分配给张贵如、郝明二同志负责;三校后已算清样,版式、号码、标题、文字中有问题必须经这一关清除,因人力不敷,由子戈一人负责,忙不过来时别人帮助……   装订房同志烫金也已成功,样本已送交上级,现正大量赶装,为了保证质量,按时完成任务,曾进行统一技术工作,现分为6个小组,烫金组、穿线组、糊皮组、打背组、裁书组、折页组,各设组长一名,采取大家负责,集团领导的方式,来发挥每个同志的特长……   对选集校对过程的保守秘密问题,也是尽力做到了,门上贴着闲人免进的条子,下工后锁稿件箱子锁门,中午吃饭时也要锁门,开始还分了工,谁整理原稿,谁整理废样子,这样便保证了这样大的书,排了一个多月,不仅原稿没有丢失,就连作废的样子也没有丢过,废样子每隔几天便烧掉了。   在那样艰难恶劣的条件下,王春他们却印刷出了平装和精装两种高质量的晋冀鲁豫版《选集》。这套书,共收入同志1927年3月至1945年8月的著作61篇。比1948年5月东北新华书店出版的《选集》还多11篇10万字。该书经晋冀鲁豫中央局批准出版发行后,发给解放军旅以上干部和南下的领导干部,作为领导干部必读的党内重要文件。   你们的编辑、设计、排版、制版、装订以及搜集材料,为《选集》的出版工作,均尽了极大努力,并取得了满意的成绩。这样精神的成果,应该是得到党的奖励,除发放奖金10万元外,特再函告,希望继续努力!   毛选上册已制造出样本,在本书的质量、时间及秘密的保守上,使我们感到满意,这都是上述各部门的同志们积极努力的收获,为此管委会特拨出5万元奖赠上述各部门同志,以示鼓励,更期全体同志加倍努力,完成本书更大的出版任务!   中共中央选集编委会曾在《中央党史研究》撰文:建国前后各解放区共出过三种《选集》,一种是1944年5月晋察冀日报社邓拓主编的。一种是1948年3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出版王春主编的。一种是1948年东北解放区出版凯丰主编的。其中按年代顺序编辑、篇幅最多、内容最丰富、装帧最美的是晋冀鲁豫中央局出版由王春主编的《选集》。   王小兴大约是传承了父亲记忆力极好的基因,对父亲的往事了如指掌,对每一个细节也都描绘得十分清楚。他似乎替父亲宽慰地说:“父亲总是跟家人讲,在武安,是他这辈子感到最踏实的土地。”   1949年3月,王春随大部队进京。任职北平军事管理委员会委员、新闻出版部副部长兼新闻出版处处长。负责接管北平的报社、出版社。6月,经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建议批准由王春负责创办工人日报,并首任社长兼总编辑。“父亲是累死在岗位上的,他伏案工作不论白天黑夜,常常右手捉笔,左手抚着肚子,有时候一双腿在椅子上半蹲半坐,仍然笔耕不辍。”   王春为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新闻出版事业勤奋工作,殚精竭虑,积劳成疾,于1951年12月30日病逝。   仰望星空,历史深邃,记忆深刻,某些事某些人,为这个时代的照亮,时刻举着火炬,让后来者坚定笃行。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献给王春以及为我国新闻事业、出版事业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革命前辈和千秋英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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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描述:王春主持编印的1948年晋冀鲁豫中央局版《选集》,初印本为报纸印本,16开大小,页码412,首尾完整。清样稿全部稿本正文分装九册,目录一册。每页样稿都有王春或君瑜(王春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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